信封上盖着山东即墨的邮戳，信纸只有半页。
是堂弟代笔写的：“大伯，奶奶是1975年走的，走之前她还在念叨你。”
他把那封信，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信纸边角已经磨毛了，折痕处裂了好几道口子。
但他记得每一个字。
收音机还在响。
“新闻局局长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是回应社会各界的长期呼吁。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过去几十年，我们把自己的根砍掉了一大截。现在是时候把它接回来了。”
周大山弯下腰，捡起那把瓦刀。
他看着刀口上那道新崩的白印子，忽然笑了起来。
那笑很浅，比那声“啪”还浅。
他把瓦刀放下，走进庙里。
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打开。
里面有一封信，一张船票，一张照片。
他把照片拿出来，是1957年母亲寄来的那张。
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没笑，母亲只是怔怔的看着镜头。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站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铁盒，把铁盒塞回神龛底下。
站起来，走到庙门口，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
“娘，”他说，“儿快能回去了。”
台北市和平东路，一间老旧的公寓里。
杨德昌把电话挂了，转过身，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侯孝贤。
“老侯，你听见了？”
侯孝贤点点头。
他手里还攥着《如归》的拍摄手记，那沓纸被他翻得边角都卷了。
杨德昌走回沙发边，坐下。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杨德昌忽然说：“你那三部曲，可以拍了。”
侯孝贤没说话。
杨德昌说：“新闻局那个‘人文电影特别许可通道’，审批周期三十个工作日。你的本子送进去，最多一个月就出来。林国栋那些人，可以上银幕了。”
侯孝贤还是没说话。
杨德昌看着他。
“老侯，你等的那个人，到了。”
侯孝贤把手里的手记放下。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那棵老榕树，叶子落了一半。
“德昌，”他说，“你知道我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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