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桌上。
是一份报纸的复印件。
《联合早报》文化版,头条标题:“《家庙》台北首映,新加坡观众跨海观影”。
报道里说,有三百多个新加坡人,专程飞去台北看《家庙》。
他们包了四架飞机,在真善美戏院门口,排了三个小时队。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华人。
他说:“我阿公是福建永春人,他走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记得他的脸,只记得他每天早上起来会站在门口朝北边看,看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看完电影我才知道我阿公看的是什么。”
李光耀把报纸推到赵鑫面前。
“赵先生,这个人在看什么?”
赵鑫看着那行字,沉默了一会儿,“看他的来处。”
李光耀点点头。
随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背对着赵鑫,他说了一句话。
“我弟弟一九五零年死的时候,我在英国。电报到了三天我才知道。这三天里,我不知道他在缅甸的什么地方,不知道他死的时候疼不疼,不知道他有没有留话给我。”
他转过身。
“赵先生,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你拍电影的原因。你拍的不是电影,是那些来不及说的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台北左营眷村,周大山蹲在水泥庙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本子是阿明昨天送来的,封面上写着三个字:家谱簿。
他翻开第一页,上面是阿明工工整整的笔迹:
“曾祖母,山东即墨人,生于一八九五年,卒于一九七五年。丈夫早逝,独子周大山一九四九年赴台,从此未归。她在老家等了二十六年,等到闭眼那天。”
下面空着一行,写着:她的名字:
周大山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想了整整一夜。
他娘叫什么?
他小时候叫她娘,长大了叫娘,老了还是叫娘。
却从没想过,她除了“娘”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但他不知道。
他站起来,走进庙里。
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打开。
里面有一封信,一张船票,一张照片,还有一张电影票根的复印件。
他把照片拿起来,对着光看。
照片上的女人,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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