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掉了漆。月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他脸上晃。
我搬了只小马扎，在他旁边坐下。
他没看我，只是把烟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又塞回兜里。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突然开口，声音哑哑的，“厂里说让我学钳工，我不乐意，嫌脏。后来师傅跟我说，手里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
他说完，不说了。院子里静了一会儿，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闷闷的。
我等着他往下说，但他只是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缸底磕在凳面上，一声脆响。
我没说话。但”手艺”那两个字，在耳朵里转了两圈，落进肚子里。
门帘子一响，母亲端着碗出来。绿豆汤，碗边凝着水珠，里面沉着几粒冰糖，在月光底下亮晶晶的。
“喝点。”她把碗塞进我手里，“刚冰镇过的。”
碗壁凉得刺手。我仰头灌了一口，绿豆煮得开了花，沙沙的，甜。母亲在旁边站着，围裙上沾着水珠，没走。
“你瘦了。”
她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我端着碗，没抬头。
父亲从兜里摸出火柴，刺啦一声划着，旱烟终于点上了。火光在他脸上一闪，照亮了那道从左眉延伸到额角的旧疤。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袅袅地往上飘。
“晚上住这儿吧。”母亲说。
“不了，”我把碗里的汤喝完，碗底那几粒绿豆刮进嘴里，“我还有事。”
母亲没追问。她只是接过空碗，转身进了屋，门帘子在她身后晃了两下。
回到住处，我没开灯。
窗外蟋蟀叫得正欢，一声叠一声。我在床边坐下，从床板底下摸出那个蓝布包——钱都在里头，一共九百八十二块五，用橡皮筋捆成三摞，大小票叠得整整齐齐。我把包打开，数了一遍，又原样捆好。
然后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纸。市区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地址，我从老街一个倒卖服装的浙江客商嘴里套来的。那人说话舌头捋不直，但眼睛毒，一看就知道什么货走得快。
我把地址纸和父亲的笔记本并排放在一起。笔记本摊开着，1965年的牛皮纸封面，里面记着车床参数、材料配比、老师傅教的窍门。我翻过几页，最后一页是父亲用抖动的右手写下的——几个废铜品种的识别方法，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没省。
窗外的蟋蟀叫得更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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