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细,弹力不行,买过的人不回头。
收摊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我坐在田埂上清点:今天卖出去六块四,刨去成本,净赚三块二。不算亏,但也谈不上赚。照这个速度,想把投进去的二百块回本,至少还得一个月。
我把铅笔别回耳朵后面,蹬着自行车往家走。
母亲在开铝锅炖排骨。
院子里飘着肉香,我咽了口唾沫。这种香味在九十年代初的普通工人家庭里,意味着今天是个日子——要么是发工资,要么是有什么事值得庆祝。
“哥!”炜婷抱着一摞书从门外进来,马尾辫一甩一甩,“我期末成绩出来了。”
“第几?”
“年级第三。”她把书放在桌上,嘴角抿着,想笑又不好意思笑。
“好样的。”我从兜里掏出今天赚的钱,数出五块八,递给她,“买复习资料。”
“我不要那么多……”她往后缩。
“拿着。”
父亲坐在院角的小板凳上,右手夹着烟,左手搭在膝盖上。那只右手有旧伤,手指微微发抖,是八十年代初在机床上出的工伤。他看了我一眼,烟雾后面脸看不清:“你那个买卖,今天怎么样?”
“一般。”
他”嗯”了一声,没再追问。过了半晌,他把烟头摁灭在砖头上:“吃饭。”
饭桌上摆着搪瓷碗,碗沿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掉了些漆。铝锅里的排骨炖得酥烂,母亲给每人盛了两块,汤里漂着萝卜片。筷子筒是竹编的,插在桌上的搪瓷缸里。屋角的十四寸黑白电视开着,新闻联播正在播国外局势。
“我年轻那会儿,街道工厂刚开,我去糊纸盒。”母亲突然开口,筷子顿了顿,“一开始一天糊不了一百个,手指头都磨破了。后来熟练了,一天能糊五百个。什么事都是开头难。”
我扒了一口饭,没接话。
父亲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母亲,低头啃骨头。屋里只剩下电视里的播音声和嚼萝卜的脆响。
回到住处,我把纸箱卸下来,点清剩下的货。发卡还剩四十三只,头绳十七根,木梳九把,小镜子六副。收入三块二,加上之前的余钱,兜里一共还有六百多。
把价格牌翻过来,看着上面涂改的数字。“1毛8”,铅笔字歪歪扭扭,像个补丁。
明天不能去红旗了。那个妇女明显是针对我来的,价格咬得死,我耗不过。得换个地方——河西的青山镇,或者南边的河口乡,那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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