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是硬座的，塑料坐垫上全是烟头烫出来的小窟窿。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邻座是个去省城看肺病的老人，油纸包里裹着几副中药，黄芪的苦味从上车起就没散过。前排坐了个穿不合身西装的年轻人，腿伸不开，还在那儿翻一本《企业管理》，页面被他手指上的汗渍浸得发卷。
车开了。引擎轰隆隆响，车厢里混着汽油味、汗味、那股中药味。
窗外是成片的冬闲田，稻草垛东一个西一个，电线杆顺着公路一直排到天上。偶尔路过一个村子，红砖房墙上刷着白漆标语——“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几个孩子在村口追打，扬起一路灰尘。
我靠在椅背上，随着车厢颠簸。前世我见过郑东海这个名字，在报纸的法制版上，短短三行字，说他因走私和行贿被枪毙。那时候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人曾经把持省城大半的物资批文，手指头缝里漏一点，就够普通人吃一辈子。
这一次，我要亲眼看看他是什么人。
老人在旁边咳嗽，从兜里摸出两颗润喉糖，递给我一颗。我接了，糖纸是廉价玻璃纸，剥开里面是棕色的硬糖，含进嘴里一股薄荷混着中药的怪味。
三个半小时后，车进了省城。天已经大亮。
省城比江城大出去好几圈。马路宽得能并排跑八辆车，路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干上刷着半人高的白灰。人行道上的人走路都比江城快半拍，女的穿呢子大衣、蹬小皮鞋，男的夹着公文包，有几个已经用上了BP机，腰间黑乎乎一小方块，时不时低头看一眼。
我沿着中山路走，路过百货大楼，玻璃橱窗里摆着金星彩电和燕舞录音机，红绸子垫底，标价牌上的数字让人咋舌。再往前是华侨饭店，旋转门里进出的都是穿西装的，门口停一溜儿车，桑塔纳、夏利，还有一辆皇冠，车牌号前面没有字母，数字也小得可怜——那是省城最早一批的牌照。
路边有个公用电话亭，蓝漆铁皮，里面贴着”长途电话，三分钟一元”的价目表。我摸出李老头给我的纸条，拨了温州瑞安工商联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一个带南方口音的男人接起来。
“找阿黄？他在省城进货，住火车站后头的向阳招待所，三楼。”
我道了谢，挂了电话。出了电话亭，正好看见一辆黑色桑塔纳从路边滑过，车窗摇下半截，后排的男人夹着一根烟，另一只手举着个黑砖头似的东西贴在耳朵上。大哥大。九零年，那玩意儿两万多块一部，抵得上普通人十年工资。车牌号很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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