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话没说,蹬上车走了。
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我撕开,里面只有一张白纸,上面用打字机印着两个字:
可以。
我看着这两个字。白纸黑字,干净利落,像一份判决书,也像一张入场券。
这不是合作的开始。郑东海同意我的条件,不是因为好心,是因为他想看。看我能翻出什么浪,看我值不值得他亲手按下去。
我把纸凑到煤炉口。蓝色的火苗舔上来,纸边卷曲、发黑,两个字的轮廓在火焰里扭曲,最后变成灰,飘起来,又落进炉膛里。
夜里我写了一份计划,用圆珠笔,写在父亲笔记本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字迹潦草,但每一条都清楚。
一、 继续摆摊,但不再死守红旗集市。去周边乡镇——南桥、清水、柳河,每个集市轮着跑,分散风险。郑东海的人盯不住所有地方。
二、 通过阿黄联系温州商会。他在省城给了我一个地址,瓯越贸易商行。阿黄说过,温州人抱团,只要有介绍人,就能拿到货。独立的进货渠道,不依赖郑东海的供货。
三、 把三百块交给李老头保管。他的收购站虽然暂停营业,但后院的废铁堆里藏个铁盒子,谁也找不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四、 每周向周明远”汇报”一次生意情况。报多少货、卖了多少钱、去了哪些集市——但只报表面的数字。真正的进货渠道、真正的存款、真正的计划,一个字不漏。
写完之后,我盯着纸面看了很久。然后在最下面加了一行:
找到郑东海的弱点。
我不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但我知道前世——1995年,郑东海被押赴刑场,罪名是走私。那是五年后的事。他现在的”生意”里一定有违法的部分,找到这部分,就是找到他的命门。
我把笔记本合上,塞进枕头底下。
晚上去了父母家。
我没提郑东海,没提周明远,没提那封”可以”的信。我妈炖了冬瓜排骨汤,我用馒头蘸汤吃,吃了两个。我爸坐在对面,右手握着筷子,微微发抖——那是工伤留下的后遗症,十几年了。他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看我一眼。
饭后收拾完碗筷,我爸从里屋出来,递给我一个蓝布包。
“这个你拿着。”他说,“我用不上了。”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本更旧的笔记本,封面印着”1965年出差记录”,是我爸年轻时跑遍东北的笔记本。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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