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锁。”
我走出收购站，沿着老街慢慢走。三月的江城，风还是凉的，路边的梧桐树刚冒芽。我经过百货商业街，两边都是铺子，卖布的、卖鞋的、卖搪瓷盆的，伙计站在门口吆喝，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
我在一家店面前停下来。
店门口贴着一张红纸，毛笔字写得工整：“旺铺转让，有意者面谈。”
我往里看了看。店面不大，二十来平米，货架是木头的，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的木纹。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宣传画，边角卷了。但位置好——街角，三面来人，左右两边都是熟铺子，人气旺。
我推开门，门轴吱呀一声。
柜台后面抬起头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穿一件藏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他戴着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他打量了我一眼——我穿着劳动布工作服，裤脚沾着泥点，手里拎着个蛇皮袋。
“老板，”我说，“你这铺面，转让费多少？”
“你做生意的？”他把笔搁下。
“摆摊的，想找个固定地方。”
“摆摊的？”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不是在嘲讽，只是在陈述。“我这铺面转让费两千，月租三百。你拿得出？”
“我先看看。”
他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步子不快。他指着货架说：“这些你要是接手，我留给你，算半卖半送。木头架子还能用，比新打便宜。”又指指后面，“后面有个小间，放货住人都行，有自来水。”
我问他：“老板怎么不做了？”
“做了几年，累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儿子上中学，花钱的地方多。我想换个轻省点的营生。”
我转了一圈，心里算着账。转让费两千，预付半年租金一千八，加起来三千八。我手里两千八，还差一千。
“我考虑考虑。”我说。
他点点头，没有挽留。我转身要走，他在后面说了一句：“年轻人，这条街上的铺面，看着热闹，水很深。你要是只有摆摊的本事，劝你别来。”
我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他。他已经回到柜台后面，低着头，拿起笔，在账本上划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鬓角上。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街上人来人往，自行车铃铛响，卖糖葫芦的扛着草靶子走过。
那男人的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不是威胁，不是嘲讽，是一个做了几年买卖的人，给一个后辈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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