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十块票子,沉默了很久。长椅那头,一个护士推着药车走过去,车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咔啦咔啦的响。
“我会还的。”苏晓棠终于说,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一分不少。”
“不急。”我说。
她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东西在动,但不是感激,更不是别的什么。是一种确认——确认我是那种说话算话的人,确认她可以接受这笔钱的底气。
“你店里忙,先回去吧。”她说,“我在这儿守着。”
我没再逗留。走到走廊尽头,回头看她,又坐回长椅上,背挺直,手里攥着那一百块钱,像攥着一块烙铁。
出了医院,天已经擦黑。
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带着潮气,往脖子里灌。我把棉袄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快步往店里走。
路过街口的小卖部,里头亮着十五瓦的灯泡,门口的电话机突然响了。那是一台黑色的转盘电话,放在窗台上,铃声响得又急又脆。
小卖部老板老王是个胖子,正坐在柜台后头听收音机里的评书。他慢悠悠站起来,抓起话筒:“喂?找谁?……炜杰?等会儿啊。”
他探出头,正好看见我路过,喊了一嗓子:“炜杰!电话!”
我愣在原地。谁会给我打这个电话?赵强在店里,有事会来找。阿黄在温州。我爸厂里虽有电话,但从来不会打到这里。
我推门进去,接过话筒。老王识趣地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的声音立刻填满了小店。
“喂?”我说。
“炜杰。”是李老头的声音,沙哑,急促,背景里有风声,“出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提:“什么事?”
“你的店……”李老头喘了口气,像是一路跑过来的,“被人砸了。”
我的手僵在话筒上,塑料壳子被我攥得咯吱响。
“我刚经过,”李老头的声音断断续续,“看见玻璃碎了,货架倒了,货撒了一地。你快回来。”
“看清是什么人了吗?”我问。
“没。我路过的时候已经没人了。”
我放下电话,转身冲出小卖部。老王在后头喊:“炜杰!咋了?”
我没回答。我在街上跑起来,棉袄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店。我刚进的货。我的摊子。
谁干的?
是郑东海的人?我给他的答复还不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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