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出底下暗沉粗糙的青砖。一张老旧掉漆的实木办公桌，上面摊着几本翻得边角卷烂、字迹模糊的病历本，旁边摆着一个磨损严重的铝制饭盒，里面整齐放着几支玻璃注射器，是这个小县城最稀缺的医疗设备。
老站长翻开厚重泛黄的登记台账，一口乡音浓重的普通话，一字一顿地翻查念诵。这座仅有百万人口的小县城，单单去年新增的乙肝病例，数字触目惊心，让人心头沉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五岁以下的幼童。
他抬手指向墙上一张手工绘制的统计图表，语气平淡得近乎麻木，像是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工作汇报。泛黄的白纸上，手绘的感染率曲线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一路昂扬向上，数年居高不下，几乎没有回落的迹象。
“我们县太穷了。”老站长低声叹气，“疫苗根本供不上。去年一整年，全县新生儿里，能打上第一针乙肝疫苗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能坚持打完三针、完成全程接种的，连两成都凑不够。”
这时，哈里森开口，用英语低声问道：“这里的疫苗，来源是什么？”
老站长听不懂英文，茫然地看向李承霄。
李承霄将话语翻译完毕，听完老站长细碎的解释，却没有立刻转述。他静静伫立片刻，望着眼前简陋的诊室、孱弱的孩童，缓缓开口：“他说，大部分疫苗是省里统一调拨，剩下一小部分，来自各地公益捐赠。但数量太少了，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县里的孩子用。”
哈里森站在原地，彻底沉默。
随后，老站长领着众人穿过院内泥泞潮湿的空地，走到一间挂着“注射室”木牌的平房前。门口排着短短的队伍，清一色都是抱着孩子、满脸焦灼的农村妇女。
队伍末尾，一个年轻的农村妇人坐在长条木凳上，怀里搂着几个月大的婴儿。孩子面色蜡黄，瘦小孱弱，睡得极其不安稳，呼吸急促又微弱，看着格外惹人揪心。
老站长低声介绍：“这孩子出生就查出携带乙肝病毒，母亲也是阳性。我们站里给减免了一部分费用，但剩下的花销，对普通农家来说，依旧是一辈子都攒不起的天文数字。孩子父亲常年在镇上工地打零工，月收入不到一百块。”
哈里森缓缓蹲下身，目光落在襁褓中的婴儿身上。他小心翼翼伸出手指，轻轻触碰孩子滚烫的脸颊——小家伙正在发着高烧，孱弱的身体承受着病痛折磨。
孩子的母亲茫然地抬头，看着眼前高大陌生的外国男人，眼底没有多余情绪，只剩下被生活与病痛磋磨后的疲惫、无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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