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降临已经到了第七批，总人数接近五万，而生产力的提升比人口增长更快。
钢铁产量、纺织品产量、粮食产量、淡水处理能力……几乎所有关键指标都在快速增长。
物资不再像最初那样紧巴巴，很多基本生活物资已经出现了富余。
与此同时，配给制的僵硬感开始浮现。
高金生在不同海域、不同岗位的人身上都观察到了类似的情绪，都或多或少有一种被框住的感觉。
配额是死的，但人的需求是活的。
高金生注意到，配给制的僵化在不同地方表现不同。
在新海域问题相对较轻，那里生活的大多是第五批之前的降临者，经历过艰难时期，彼此之间有深厚的信任和默契。
在小组内部，在熟人之间，很多事情不需要走程序。
搭伙吃饭、互换物资、调剂工时……这些灵活的互助方式在正式制度之外运行着，弥补了配给制的不足。
可在出生海域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
后续降临的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人不具备早降临者那种自觉互助，主动补位的集体意识。
他们习惯了按照规则办事，也需要规则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在一个人人都不太熟悉的环境里，白纸黑字的规则比口头承诺更让人安心。
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带来的后果是，管理越来越细，流程越来越长，制度越来越重。
船务委员会每天要处理大量的物资分配事务，勤务委员成了全船最忙的人。
在目前默认的排序中，勤务委员的地位通常排在第三顺位，各海域支部的勤务委员也一般由一位副书记兼任，足见其权重。
这种权重是应该的，物资分配在任何组织中都是核心权力之一。
但高金生注意到一个趋势，随着人口增长和制度细化，勤务委员们正在被事务性工作淹没，没有时间去思考更重要的问题。
比如如何让分配更合理，更高效，更能激励人的积极性。
在新海域，由于熟人网络和小组内部灵活调剂的存在，这个问题还不突出，而出生海域的问题已经隐约可见。
制度在运转，但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消耗人的精力。
高金生判断经济体制的改变是迟早的事，而且这个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他回到船舱，在办公桌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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