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上,一位老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制度决定论”的边界》的文章。
他在文章里说:“程度这本书,把九个大国的兴衰全部归结为‘制度、经济、法律三者是否匹配’,这个框架过于简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崛起,首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是个人主义精神的胜利。制度是果,不是因。程度把因果颠倒了。”
《历史研究》上,一位研究员写了一篇《为什么是西班牙,而不是中国》。
他说:“程度写葡萄牙、西班牙的崛起与衰落,写得很细,但他漏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同样的航海技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没有催生殖民帝国,而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做到了?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这是‘文明’的问题。程度用‘制度’这把尺子量一切,量不出文明的深度。”
《法学研究》上,一位法学家写了一篇《“法律预期”不是法律的本质》。
他说:“程度在《大国崛起》中,把法律的功能归结为‘提供预期’。这是经济学的立场,不是法学的立场。法律的本质是正义。预期只是正义的副产品。”
《世界经济》上,一位研究员写了一篇《“制度”能解释一切吗》。
他说:“程度这本书,最大的问题是把‘制度’当成了万能钥匙。葡萄牙有航海特许制,西班牙有殖民总督制,荷兰有东印度公司,英国有议会主权,法国有拿破仑法典,德国有社会立法,日本有明治维新,俄国有苏维埃,美国有联邦制。制度各不相同,但都被程度塞进了同一个框架。这是削足适履。”
多数书评都是批评的。
这些批评的背后,不完全是学术分歧。
很多老教授心里,美国就是灯塔,就是圣地,是信仰。
美国不是因为“制度、经济、法律三者匹配”才崛起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象征。
程度的书把美国拉下神坛,用“制度、经济、法律”三个冰冷的框架去解剖它,这些老教授接受不了。
当然也有赞成的。
《读书》杂志上,一位年轻学者写了一篇《从“事件史”到“结构史”》。
他说:“程度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它给出了多少新史料,而在于它提供了新视角。过去我们讲大国崛起,讲的是航海、贸易、战争。程度讲的是制度、经济、法律。这是一种‘结构史’的写法,比‘事件史’更深一层。”
《南方周末》的《芳草地》副刊,用整整一版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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