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但他没有解释,自由市场经济是怎么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套制度。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反垄断,这些都是制度。没有这些制度,自由市场经济根本运转不起来。所以他把因果颠倒了。”
程娟想了想,说:“我明白了。”
程度说:“还有一篇,《历史研究》上的《为什么是西班牙,而不是中国》。他说郑和下西洋没有催生殖民帝国,是因为‘文明’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他说的对不对?”
程娟说:“也不对。”
程度说:“为什么?”
程娟说:“因为郑和下西洋是政府主导的,不是民间资本主导的。政府主导的航海,目的是宣扬国威,不是追求利润。没有利润驱动,就没有持续动力。这是制度问题,不是文明问题。”
程度看着她,点了点头。
“行啊,程娟。”
程娟嘿嘿笑了。
“我看了好几遍你的书,也看了好几遍那些批评的文章。有些地方想不明白,就记下来,等你回来问你。”
程度拿过程娟的手抄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摘抄,有批注,有疑问。
“程娟。”
“嗯。”
“你比我想的厉害。”
程娟说:“那当然。我是你妹妹。”
程度笑了笑,把笔记本还给她。
“以后继续看,继续记。等我下次回来,再给你讲。”
程娟说:“好。”
1994年上半年,准备写的两篇文章,程度在元旦时已经想好了。
分税制1月1日正式运行,公司法7月1日实施,外贸体制改革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铺开。
1994年是改革大年,政策密度很高。
程度在脑子里把两个选题定了下来。
经济学方向:
《分税制后的地方财政:制度缺口与弥补路径》
核心判断是选“分税制落地后的制度困境”,而非泛泛的“宏观调控”。
3月左右发表,刚好踩在1994年正在发生的制度变革上。
为什么选这个?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强化上面财政集权,上面拿走50%以上的税收,但并没有同步调整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1994年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基本沿袭了分税制前的格局,上面出政策,下面对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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