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脸色。这姑娘不一样。她不是假装硬气，是真的不在乎我这单做不做。
“行。”我说，“十四块五。七天，我来取。”
她”嗯”了一声，没回头。
我起身走了两步，停下。门槛边放着一把小剪刀，我弯腰捡起来搁在工作台上。
她抬眼看我一下：“谢谢。”
干巴巴的。但我听得出，这是真心话。
第二天我去送定金，才知道她住哪儿。
纺织厂家属院后面的一排小平房，最里头那间。红砖墙，石棉瓦屋顶，门口堆着蜂窝煤，码得整整齐齐，上面盖着塑料布。我敲门，里面传来咳嗽声，然后是苏建国的声音：“谁啊？”
“送定金的。”
门开了。苏晓棠站在门口，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很小，十二三平米，一眼看全。靠窗摆着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机身擦得锃亮，转轮上的漆掉了几块，露出铜色。旁边是一张单人床，床单洗得发白，叠得方正。墙上贴着旧报纸，去年的《江城日报》，标题褪了色。窗台上摆着一盆仙人掌，巴掌大，绿得发深。
角落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裹着旧棉大衣，坐在藤椅上，手里捧着搪瓷缸子。脸很瘦，颧骨突出，眉眼和苏晓棠有几分像。
“我爸。”她说，“纺织厂的老技工。”
苏建国冲我点点头，右手不太利索，拿缸子时手腕微微发颤。工伤留下的毛病。
我把钱递给苏晓棠。她数了一遍，抽出两张十块的还给我：“定金五十就够了。你做小买卖的，留点活钱周转。”
“你不怕我跑了？”
她看我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你妈跟我妈是三十年的老姐妹。你跑得了，你妈跑不了。”
我笑了。这是头一回见她带点儿人情味的话。
我把钱塞回口袋。炉上的水壶滋滋响，墙角堆着几袋棉花，布袋上印着”一级长绒棉”。
“这缝纫机——”
“我妈的。”她打断我，“走了三年了。”
苏建国咳了两声，她转身给他掖毯子。动作很轻，很快，做惯了。
我告辞出来，走到院子里，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在缝纫机前坐下了，脚踩上踏板，咔嗒咔嗒的声音混着水壶的滋滋声从窗口传出来。
不紧不慢，像一个人在黑夜里走路，一步一步，知道自己去哪儿。
七天里，苏晓棠每天下午来店里送一次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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