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搪瓷脸盆上落了灰,花布头巾的颜色褪得差不多了。
“同志,买啥?”女人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织毛衣。
“随便看看。”
货架上的东西不多:肥皂、火柴、盐、酱油、几卷卫生纸。品种单一,质量差,关键是——价格比城里便宜不了多少。
我问:“这塑料凉鞋多少钱?”
“八块。”
“搪瓷脸盆呢?”
“四块。”
跟百货大楼差不多。但这地方的人,收入可比市中心的人低了一半都不止。
从供销社出来,我们三个人坐在路边的一个水泥台上休息。
赵强点了根烟:“哥,这地方的人……买得起咱的东西吗?”
我掰着手指头给他算:“塑料凉鞋,我从阿黄那里拿货,成本三块五。供销社卖八块,我卖四块五,毛利一块。搪瓷脸盆,成本一块八,我卖两块八,毛利一块。铝饭盒,成本两块,我卖三块二,毛利一块二。”
“问题是,”赵强吐了个烟圈,“这些人买得起电子表吗?”
“买不起一百块的。”我说,“买得起二十块的。”
赵强愣了一下,然后慢慢把烟从嘴里拿下来。
他明白了。
这些人不是不需要东西,而是没有人卖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商场太贵,供销社太旧,个体户太散。他们需要一个专门为他们开的店——便宜、实用、不花哨。
“省城有多少人……像这样的?”小马指着路边一个扛水泥袋的男人问。
“十万?二十万?”我说,“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这是1991年,中国城市化刚起步的几年。农村人往城里涌,小城市的人往大城市涌。他们有个名字,叫”流动人口”,或者”盲流”。但他们不是盲目的——他们是来干活、来赚钱、来谋一条出路的。
而他们需要买东西。吃饭的东西、睡觉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
天色暗了,我们在城郊的一个小饭馆吃了晚饭。三碗肉丝面,加两个炒菜,一共花了六块钱。
吃完面,我在街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绿色的铁亭子,门上印着”中国电信”四个字,玻璃上贴着各种小广告——通下水、开锁、治病。
我投了五毛钱硬币,拨了阿黄的传呼号。过了两分钟,电话响了。
“喂?”
“阿黄,我,炜杰。”
“哎哟,稀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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