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沙厚度从延安的三寸逐步调整至四寸,每一寸调整都有实测数据支撑。”
他把实录折好,连同沿途采集的土壤样本和地窖温度记录,一并打包寄往京城。包裹上写着:京城遵化科学院,徐光启亲收。
卢象升从延安府赶来送他。
两个人在后院的客房里坐了大半夜,陈子龙把四府的随行札记摊在桌上给卢象升看。卢象升逐页翻完,指着他记录的平凉干沙厚度数据问了一句:“这个数,徐阁老看了会不会觉得太保守?”陈子龙想了想,回答:“不会。老师在延安时就说过,天津的数据不能照搬到陕西,延安的数据也不能照搬到平凉。每个府的地温不一样,干沙厚度就得跟着调。老师教我的是方法,不是数字。”
卢象升点了点头,把这些记录抄了一份留底,原件让陈子龙带回京城交给徐光启。
临行前,陈子龙站在西安分号门口的老槐树下,望着钟楼南大街上来往的商队和脚夫。
去年冬天他跟着方岳贡在松江码头接待魏忠贤时,江南士绅对朝廷新政的态度还停留在“商贾之技,终非君子之道”。现在他在陕西走了四府,亲手挖了地窖、测了干沙厚度、发了留种要则——番薯藤正在往更远的西北爬。
每一个地窖他都蹲在窖口用手指反复按过沙层,每一亩试种区他都亲手捏碎过沙土看过墒情。他忽然觉得老师说得对:书斋里写不出救荒之策。
他翻身上马,往京城方向策马而去。马背上驮着四府的土壤样本、地窖温度记录、和那本写满了三栏笔记的随行札记。
卢象升站在老槐树下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钟楼南大街的尽头,转身走回分号后院,翻开陈子龙留下的那份《陕西番薯推广实录》抄本,在扉页上写了一个字——“留”。然后他把抄本锁进分号后院的档案柜里,和傅山亲笔写的龙门账示范图、瞿式耜留下的首批直拨票据存根,放在同一个柜子里。
陈子龙回到京城那天已是初秋。
他先去科学院找徐光启,老师正在书房里埋头修订《农政全书》“荒政”卷。陈子龙把四府的随行札记和《陕西番薯推广实录》放在老师桌上。
徐光启逐页翻看,翻到平凉干沙厚度那一页时停了很久,然后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抬起头看着陈子龙。他没有夸他,只是把札记翻到最后一页,提起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子龙亲赴四府,实测地窖数据,为《农政全书》‘荒政’卷补全陕西推广实录。此卷可付梓矣。”然后把札记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