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五月，陕西的旱灾还在继续。
去年冬天那场大雪没能盖住黄土高原上的裂口，开春之后滴雨未下，地里连野草都长不出一根。
流民们啃光了榆树皮，开始往南走——有的去了延安府投奔卢象升的粥棚和番薯地，有的往北走进了深山，还有的聚在各州县城门外，等着官府开仓放粮。但官仓里的粮食早就见了底，陕西布政使司的赈灾专款在层层截留之后发到各县手里时已经不足账面数字的五成——这件事孙传庭刚到西安就查了出来，龙门账上的进缴存该四栏对不上，差额就压在几个卫所指挥使和本地乡绅的旧账底下。
就在孙传庭蹲在西安后卫军械库里清点火铳的同一时刻，延安府以北数百里外的安塞县，一个贩马出身的汉子正蹲在自家院门口磨刀。
他叫高迎祥，陕西安塞人，世代贩马为生。
他常年骑马在陕北和甘肃庆阳之间往返贩运，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膂力过人，上阵时喜穿白袍白巾。这几年陕北连年大旱，马市早就断了，他贩来的马卖不出去，欠了一屁股债，家里能当的东西都当了，只剩下一匹瘸腿的老马和一把生了锈的马刀。此刻他把马刀按在磨石上来回刮动，刀刃上豁了好几个口子，锈迹斑斑，磨了好一会儿才露出底下暗青色的铁光。
他磨得很慢，每一下都在心里数着——今年安塞县饿死了多少人，官府又加了多少赋，延安府那边卢象升在修水渠种番薯，可安塞离延安好几百里路，渠水引不过来，番薯种也发不过来。
他能等，他婆姨和三个孩子等不了。
他把磨好的刀举到眼前对着日光反复验看刃口，然后站起来，把刀往腰里一别，转身进了屋。屋里空荡荡的，灶台早就凉了，墙角堆着几个空米缸，最小的孩子蜷在炕上，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高迎祥站在炕前低头看着婆娘怀里那三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他把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磨出来的。
当天夜里他骑着那匹瘸腿老马出了安塞县城，往北边的白于山方向去了——那里已经有几支揭竿而起的饥民队伍在山里扎了营，领头的是府谷人王嘉胤，去年冬天第一个举了义旗。
高迎祥到白于山那天，王嘉胤正在营地里给新投奔的饥民分粥。粥是用抢来的小米熬的，稀得能照见人影，但排队领粥的饥民们已经不在乎稀稠了——有得吃就是活路，没得吃就是死路。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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